走出迷霧森林 《血淚漁場》解構跨國剝削／吳佳穎
《報導者》2016年12月推出的專題報導《造假・剝削・血淚漁場》，在2017年4月將3萬字的報導擴充為7萬字後成書出版，並在同年6月一口氣拿下「亞洲卓越新聞獎（SOPA）」3項大獎：「造假．剝削．血淚漁場」獲得卓越人權報導獎首獎、卓越調查報導獎首獎；「台灣遠洋漁業的大鮪鱸鰻」獲得卓越數據圖像獎首獎。
7月22日「2017年調查報導工作坊」，邀請報導者總主筆李雪莉與《血淚漁場》的合作媒體Tempo Magazine記者Philipus Parera分享，策劃這次報導的採訪與合作經驗。
李雪莉說，今天的演講是「解構看不見的努力過程」，報導拿了這麼多獎，看起來好像光鮮亮麗，但其實過程中，李雪莉形容，「每天像走在起了霧的森林裡，you get nowhere，你也不知道這東西會長成什麼樣子。」
爬梳資料建立假設 發現階級利益的剝削
李雪莉說，調查報導與深度報導最大的差異是，「有一群人想要隱藏這個事實。」深度報導大部分的時候並沒有一個組織想要隱藏這個事實，但是調查報導「一定有一群人不想讓你知道這件事情」。
《報導者》與印尼媒體Tempo合作的跨國採訪團隊，先釐清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導的界線。
調查報導很重要的是「揭露有權有勢者想要掩蓋的真相。」因此，李雪莉說，「資料一定不能仰賴別人提供，必須記者主動蒐集和挖掘，記者要有自己的假設。」如果不具備這種精神，李雪莉說，「我們認為他就是深度報導。」
《血淚漁場》始於一次海上觀察員的訪談，當時台灣剛好被歐盟祭出黃牌，如果變成紅牌，台灣漁產業將失去外銷市場。5個小時的採訪，觀察員的說法政府「台灣受國際打壓」的說法完全不同，而是存在大量欺騙、造假跟國際制裁的真相。
訪談回來後，採訪團隊陷入抉擇，究竟是要追隨原本的腳步用觀察員的故事去談，或是拉長戰線。當時李雪莉跟報導者主編何榮幸討論時說，「這個非常有戲，而且它的面向一定會帶來影響力。」討論結束後，報導者提高戰鬥層級，組織新的隊伍。李雪莉說，「我們提出新的假設，不只是在觀察員與歐盟祭黃牌上，而是更全面看待這個議題。」
首先，團隊爬梳漁產業複雜的產業鏈與文化。透過團隊成員鄭涵文的一張圖，理出整個漁產業中利益關係人間的關聯。畫出圖後，發現船上關係是非常「階級、利益剝削的」，上從制訂政策者的視野、船上漁工與老闆間的關係，下到外籍漁工間的國籍劃分下的剝削情形。
李雪莉說，不管是調查報導還是深度報導，格局和細節都非常重要，「只有格局沒有細節，你會非常空洞；只有細節沒有格局，你會非常盲從。」
《報導者》總主筆李雪莉分享如何驗證受訪者說詞的經驗。
因此，在採訪漁業署副署長時，李雪莉特別問他有沒有上過小釣船，副署長說，沒有、他只有上過魚汛船（幾百噸的大船）。李雪莉說，「小釣船空間跟魚汛船這種大船完全不同，」但台灣100噸以下的小釣船就佔了5成5，約有1300～1500艘。李雪莉認為，「如果官員根本不知道小釣船的生活情形，怎麼制定政策？」
驗證假設 比對受訪者說法
開始的前2個月，團隊一直在搜集資料、採訪，「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訊息到底是不是政府想隱藏的，」團隊決定先採訪漁業署官員，同時與過去採訪的內容交叉比對。發現漁業署官員對歐盟舉黃牌、觀察員的船上生活情形的說法，都與觀察員觀點大相逕庭。
此外，過去發生多起喋血案件，死者都是台灣船長，當時李雪莉問漁業署官員，有沒有外籍漁工被殺的紀錄？他說，「沒有啊、大部分都是船長被殺，我們關注的是台灣人的性命。」但後來團隊採訪海巡署基層人員時，他們說這與事實完全不同。
其次，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說法也存在落差。李雪莉說，我問官員，仲介與漁工簽訂的合約有沒有落實？他說「當然有。」但其實先前團隊已經採訪很多地方政府，地方政府都在抱怨中央將漁工合約交給地方來落實。李雪莉說，這些來自不同國家漁工的語言有沒有辦法翻譯？有沒有人翻譯？漁工是否真的了解合約內容？
《血淚漁場》中過世的印尼漁工Supriyanto，死前錄下三段影片，監察院重啟調查時，找來通譯重新翻譯。重新翻譯後，李雪莉說，當時屏東地檢署的通譯，因為聽不懂Supriyanto的家鄉話「中爪哇語」，很多內容都以「聽不懂」帶過。但「聽不懂」的部分，包含Supriyanto被虐待的自白與誰毆打他等重要訊息。
第一次專訪後，李雪莉說，「我就知道有戲了。」但事實是什麼？政府為什麼隱藏？團隊持續尋找有力的證據，其中最有利的證據當然是，觀察員、仲介跟漁工。
激發受訪者良善的一面 「滾雪球」式的採訪過程
觀察員是「遠洋臥底的一雙眼」，觀察員在船上扮演政府的中立／監督角色，與船長同時紀錄漁撈日誌，兩者不能互相交流，也因此觀察員在船上常常被孤立，各種奇怪情形都有。李雪莉說，採訪時有觀察員提到，他上船時，船長就拿支左輪手槍給他，說「讓你保護自己」。
跨國、階級與利益的層層剝削，讓最底層的漁工成為現代奴隸。
當時採訪團隊拿著觀察員名單，每天早中晚一直打，李雪莉說，通常接到電話觀察員有3種反應：第一種，開口就問「你們為什麼有我的電話？」，接下來「沒什麼好講的」；第二種，劈頭就說「你不敢寫啦」、「這些都很不正義」、「漁業署那些很糟糕的官員」。李雪莉說，這群人第一次通話就用非常強烈的字眼來罵政策、罵官員，背後一定有很強烈的情緒。第三種可能在船上工作，完全聯絡不到。
之後團隊以「漁業官員對歐盟祭黃牌的說法」作為破口，說服觀察員談這些議題。李雪莉說，「當你激發每一個人善的、正義感的那一面，就會慢慢開始有觀察員跟你說話。」採訪過程如「滾雪球」般，有些觀察員從拒訪，到帶記者回家看電腦裡的所有紀錄。
後來團隊到高雄美麗島站一起採訪5個觀察員。觀察員眼中見證了，包含過度捕撈、洗魚（無法追蹤捕撈的洋區，國際漁業組織無法監控各洋區的漁撈配額）；各種造假、船長國籍造假，李雪莉說，當時採訪漁業署，官員如果有回報船長國籍造假情形，他們一定會查辦，但事實上很多返台報告都有提到船長不是台灣人，但漁業署從來沒有動作。
除了台灣觀察員，李雪莉也透過觀察員臉書認識國外觀察員，增加採訪面向。李雪莉說，「我想知道國外觀察員在執行公權力時，會不會有一樣的情形？各國間到底什麼東西是相似的？什麼是台灣才有的？」
打蛇隨棍上 透過仲介「跟著漁工走一回」
「仲介，是這個環節中永遠不會跟你說話的。」因緣際會下，李雪莉透過一位學運朋友牽線，認識另一位朋友，他爸爸剛好是東港船東。跟船東的聊天時，剛好仲介打來，李雪莉說，「我們就『打蛇隨棍上』，問說能不能跟仲介聊聊」。第二次採訪仲介時，剛好有漁工來台，才有機會拍下一系列的漁工來台的照片。
李雪莉說，「跟著漁工走一回很重要。」從入境、抽血檢查（登革熱）、再到安置所，採訪團隊跟著漁工、仲介走了一回。這次經驗，在感性面，李雪莉說，「我們要勞動力，但是來了一群人，他們是有感情的人。」在理性面，團隊採訪過程對仲介合約有任何疑慮時，可以請教仲介。
跨國拼圖 重返奴役之路
Supriyanto過世時，留下一個霹靂包，這個霹靂包直到記者到Supriyanto印尼家裡採訪時，記者蔣宜婷問他家人，「你們都沒有打開它嗎？你們願意在我們面前打開它嗎？」才終於打開，霹靂包裡放了可蘭經、戒指，跟寫了Supriyanto印尼家地址的紙條。李雪莉說，「讓我覺得他（Supriyanto）上船兩三年，好像深怕被人遺忘。」
2015年，Supriyanto從東港上船，出發到南太平洋捕魚，當時船老闆是個小船東，第一次當老闆，但短短3個月的時間，船上漁工死了2位。第1位漁工落海，遠洋漁業漁工落海，只要在海事報告中，紀錄船在那裡停留3天，船長就沒有任何責任。被屏東地檢署以「病死」快速結案的Supriyanto是第2位漁工。
但Supriyanto的死亡究竟是勞資爭議還現代奴隸、是個案還是普遍情況？
為了找到答案，團隊決定到印尼。印尼當地，很多人都曾到台灣工作，或有台灣的居留證，有些家庭門外只晾著女人、小孩的衣服，因為男人出國工作了。到過台灣工作，房子明顯比較漂亮。
透過到訪印尼，記者採訪印尼當地的「牛頭」。當台灣船東需要漁工時，會向台灣仲介下單，台灣仲介在與印尼仲介聯繫，印尼仲介在透過牛頭找人，在每一個仲介所你會看到成千上百個護照等著出國。
之後，記者第一次交稿時，他認為漁工是自願來台工作，來台工作確實改善了他們的生活。但李雪莉問到，「『自願為奴』可以將這現況解釋為結構性問題嗎？」
討論後，李雪莉認為，這不只是自願的問題，很多漁工是在貧窮、或欠缺機會下選擇來台，且很多人都不識字，在不清楚合約內容下上到漁船。合約內容包含，超時工作、無條件服從船東、處罰條款等不合理要求，這些內容顯示，船員無法自由地進出這份工作。李雪莉說，在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的定義中，這就是「unfree labor」、「現代奴隸（modern slavery）」，確認定義符合後，記者修改報導內容。
除了團隊自身的採訪外，李雪莉說， 透過Tempo用當地語言採訪印尼漁工，團隊才知道很多漁工是「做十（小時）休二」；且常在缺乏氧氣瓶下，進到船底修理機器；Tempo也進到監獄採訪，發現很多人假造海員證，甚至連技能證書都是假的。李雪莉說，讓一群沒有相關專業技能的漁工上船工作，「根本是把他們放到地獄裡。」
印尼媒體Tempo 19年經驗建立嚴謹的調查報導步驟
規劃《血淚漁場》報導時，李雪莉透過GIJN（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）在尼泊爾與Philipus Parera簡短談了半小時，之後在信件往來下，開啟這次的跨國媒體合作。
「Tempo Magazine」是印尼當地46年歷史的老牌媒體。Tempo在1998年成立調查報導團隊，有19年規劃調查報導的經驗。Philipus Parera也與民眾分享Tempo規劃調查報導時的6個步驟（six steps）：Initial Data →Investigative Plan → Data Collection→Verification & Analysis→Confirmation → Production。
在第二階段規劃調查計畫（Investigative Plan）時，必須建立報導假設（Hypothesis），在採訪與資料蒐集、分析過程中，不斷回過頭驗證報導假設。當採訪資料無法驗證報導假設時， Tempo會停止（stop）調查報導計畫，Philipus Parera說，「If we did the wrong report, we will feel sorry to the person.」
因為這次工作坊專程來台灣的Tempo總編輯Philipus Parera，分享Tempo幾次的跨國調查報導經驗。
除了調查報導，Tempo內部也有嚴謹的編輯（Editing）制度。在Tempo，擔任編輯（Editor）必須有6～7年以上的記者（Reporter）資歷才能出任，資深編輯（Junior editor）則必須有18個月以上的編輯經驗。
報導者外，Tempo也曾參與「巴拿馬文件（Panama Papers）」國際調查報導，並與BBC印尼分部，合作關於Pizza Hut與為丸龜製麵使用過期原料的調查報導。「巴拿馬文件」的報導中，雖然指出印尼某部長級人物在巴拿馬設有離岸公司，藉以洗錢、藏匿貪污資料。對此，政府雖然成立工作小組，但隨著新聞熱度漸弱，最後沒有造成任何改變（nothing happened）。
「巴拿馬文件」的報導經驗後，Philipus Parera說，「跨國媒體合作，能引起更多外國媒體監督。」這次與報導者合作進行《血淚漁場》調查報導，報導刊登後，政府成立工作小組，除了懲罰40～50家非法仲介，也重新劃分中央單位發放簽證的職權。李雪莉也說，相關新聞也對台灣在印尼的外交體系產生壓力，「跨國媒體合作，政府為了維持國家形象，政府官員往往會謹慎地看待問題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