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雨婷｜特約記者採訪報導
前篇請見：〈「2020 假新聞與事實查核工作坊」台北場 No.2／李怡志Ｘ葉乃靜Ｘ陳璽尹｜新冠肺炎的事實查核──疫情謠言大解析（上）〉
陳璽尹：媒體與科學界的查核合作
有別於前兩位講者的分析，陳璽尹則分享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團隊，此次協助新冠疫情查核工作的觀察。她表示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（Science Media Center，以下簡稱 SMC）是個國際組織，我國則以科技部計畫的方式運作。目前團隊包含具備生物醫學專業、以及媒體公關經驗的成員，掌握 415 位專家和 135 位媒體網絡，協助記者進行科學查證時，能採訪到最相關的專家。
陳璽尹解釋，SMC 最早由一群科學家，在 2002 年時於英國成立，致力於提供社會正確的科學訊息，而後各國也陸續設立，只是模式都不太一樣。圖：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提供
在這次新冠肺炎期間，團隊總共聯絡了 23 位專家，協助媒體刊登共 116 則不分類新聞，這是 SMC 遇過在同一個議題內，有最多專家參與的一次。陳璽尹表示，由於疫情爆發適逢農曆新年，團隊趕忙在放假前聯絡科學家，拜託他們在過年期間繼續幫忙回應、澄清，「可能當時大家都有意識到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所以他們都一口答應。」甚至有好幾位專家，儘管白天仍要開會、做研究、寫論文、甚至是協助處理疫苗，仍在半夜兩點回信，向團隊解釋謠言的真偽，讓她直呼：「非常感謝他們。」
綜觀此次 SMC 接觸到的疫情事實查核，陳璽尹歸納出三種科學類謠言。第一種缺乏研究論文的無中生有謠言，多半和錯誤推論有關。比如，雖然世上存在藍色顏料、也存在白色蘋果，但不能因此推論出世上必然存在藍色蘋果，「真實＋真實，不代表結果就是真實。」
而第二種有研究論文背書、但扭曲原意或過度延伸的謠言，則更加棘手。她舉例，有篇謠言指稱，英國最新研究發現病毒應來自美國，也引用相關圖表說明，看似頭頭是道。當他們與專家一起進行查核時，發現確實存在該篇研究以及數據，但謠言分析圖表的方式錯誤，曲解研究原意，並過度延伸成已找出病毒起源的結論。此外，該研究的案例數不夠多，專家認為是尚在初期研究階段了小結論，只能給人初步的病毒分類概念，而無法得知起源。
第三種無中生有、又過度延伸的謠言，陳璽尹表示是最為常見的。她以炒得沸沸揚揚的病毒起源一案為例，按照目前的科學證據，科學家普遍認為尚不足以證明病毒是人工合成；然而，也同樣無法證明病毒絕對不是人工合成。「想像一下你走在路上，遇到長相奇怪的人，你不會對他說：『你一定是人工合成的，請證明你自己不是。』」後者推論難以被證明，導致了第三種類型的謠言始終難以被根絕，只能靜待新一步發現的科學證據來解釋。
「這次新冠肺炎是很特殊的戰役，但也是個機會。」
陳璽尹認為，此次的全球性疫情雖然慘痛，但也是讓科學界開始正視學術著作預印本（Preprint）的問題，以及闢謠澄清的重要性。此次由於疫情嚴重，使得許多尚未經過嚴謹審查、登上期刊的論文都先行釋出預印本，好處是讓科學家們得以迅速知道最新研究成果，但也產生分析不夠正確的問題，反倒成為謠言的素材來源。
另外，就像一般人看到荒謬的訊息，會不知道該從何回應起一樣，過往科學家們對於科學謠言，多少有些嗤之以鼻，使團隊不容易找到願意幫忙澄清的專家。然而，透過這次疫情的謠言查證，團隊可藉機說服科學家們，其實闢謠遠比想像中還來得重要。
未來建議與展望
「我週邊觀察到，普遍愛傳科學類不實訊息的人，很多是高級知識分子。」
回顧前半年的疫情期間，李怡志認為，或許因為人們常自認具備相關知識，反倒過度信賴自己的判斷，導致一旦相信了不實資訊，便容易轉傳宣揚，並對質疑的意見感到不以為然。因此，他建議事實查核中心可從社群傳播的角度來看待謠言，若能與部分網路 KOL（關鍵意見領袖，Key Opinion Leader 的縮寫）互惠合作，請他們在看到疑似不實訊息時，先不要轉傳，並協助他們確認真假，最後再請他們發布查核報告，透過其影響力來抑制謠言擴散，也幫助 KOL 維持名聲。
葉乃靜則引述數位政委唐鳳先前的訪問，曾提到臺灣數位社會創新在新冠疫情期間，有三項特點：快速（Fast）、公平（Fair）和趣味（Fun），而其中的趣味（Fun），指的是透過網路迷因圖（Internet meme）來傳遞重要資訊。她建議，或許可以將事實查核報告利用資訊圖表，或是這種迷因梗圖，將複雜的科學查證報告轉換成簡易的科普版本，提升民眾閱讀的動力，藉此減緩謠言的影響力。
陳璽尹則認為，除了媒體識讀教育以外，努力增加品質優良的科學新聞與報導，以及鼓勵科學界多與媒體合作闢謠，讓大眾越來越能辨認資訊，也可遏止不實訊息傳播。畢竟，科學領域種類繁多，專業知識也並非能輕易了解，但若連初步的相關資訊都不易找到，即便大眾有查證意識也是白搭。
「科學資訊很難去確認真偽。」
她表示，事實查核中心的查核報告已經提供了不少科學查證，但科學界若願意與媒體界合作、向大眾澄清解釋，則可帶來更大的效用。然而，雙方要能合作與溝通並不容易。
對媒體來說，時間就是一切，記者要趕截稿死線，因此傾向訪問能隨時聯絡到、願意受訪、也大概有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專家就好。如此從口袋名單撈人的後果，造就總是由特定幾位科學家透過媒體向大眾釋疑，彷彿什麼問題他們都能解答，比如已故知名毒物科醫師林杰樑便是其中一例。然而，科學具有不確定性，同樣的事情，可能有數位科學家提出不同的想法，理想情況是能盡可能多訪問、再取共識，但記者的時間壓力常不允許做到這樣，又再加深科學界對媒體界的偏見。
陳璽尹表示，團隊在尋找科學家的過程中，也聽到許多不愉快的訪問回憶。比如有位專家接受採訪完後，遲遲未看到相關新聞，直到事隔多月，發生別起事件，才發現自己的訪問被擷取、挪用到該事件上，有斷章取義之嫌，讓他不願再受訪。
「我們希望能做科學家和媒體間的平台。」
因此，團隊一方面向媒體訴求「時效重要，但力求正確也重要」，盡可能幫忙記者找尋專家、解讀論文，甚至是協助擬定訪綱，讓科學家能更好理解問題；一方面，他們也向科學家訴求「說話有風險，沉默也有」，並協助他們將專業知識，以清楚、易懂、又有辦法被正確理解的方式告訴大眾。但她也坦言：「科學界還不習慣處理科學謠言」，科學界仍在練習如何回應媒體採訪。
照片由左至右：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璽尹、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教授葉乃靜及、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莊豐嘉、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李怡志。圖：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