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記錄者》第六集上架囉!
優質新聞發展協會與台大新聞研究所媒聽說團隊共同製播的Podcast節目《記錄者》,本集邀請政治與社會評論家郭宏治,與主持人邱家宜談談《新新聞》創刊往事、評論寫作的養成,以及媒體環境變動下的新聞專業。以「顧爾德」為筆名的郭宏治,曾任《新新聞》總主筆、《風傳媒》副總主筆,也在《思想坦克》、《太報》撰寫專欄。他於2014年與楊智傑以《回歸17年啟示錄:今日香港,明日台灣》獲得卓越新聞獎國際新聞報導獎,2021年再以「習近平中國的內外挑戰」系列評論入選卓越新聞獎新聞評論獎。節目中,他分享如何從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理解新聞事件,也提醒年輕記者,發問是值得珍惜的特權,但有相應的社會責任。
來賓|專欄作家「顧爾德」 郭宏治
主持|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 邱家宜
影音顧問|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詹怡宜
錄製、剪接|楊佳臻
現場助理|黃家安
社群內容|鄧芯怡
以「顧爾德」為名 在歷史脈絡中養成評論視角
節目開頭,郭宏治談起自己筆名「顧爾德」的由來,他說自己喜歡古典音樂,迷上加拿大鋼琴家格蘭.顧爾德(Glenn Gould),便借用了他的名字。早期《新新聞》記者人數不多,每個人一期往往得寫好幾篇稿,「所以有時候就不會用本名,用筆名。我在評論方面,就不用本名,用顧爾德。」
郭宏治大學讀經濟,碩士讀社會學,接著投入新聞工作。主持人邱家宜形容,他的文章內容橫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與國際議題,經常在新聞事件中可以看到歷史脈絡、社會結構的縱深。對於自己的寫作風格,郭宏治認為,記者要能聽懂他人的話、抽離出來判斷,也要善於與人交往。他笑說自己不擅長交際,「很難去喝酒或幹嘛」,因此必須截長補短,「從別的地方找一些知識來判斷,來定位這個事件,就是給它一些意義。」
郭宏治第一份工作就在《新新聞》,他回憶,當時老闆周天瑞、王健壯等前輩都是學歷史出身,讓他養成現在的寫作習慣,「我們可以從歷史裡面去找到一些東西來定位、來做一個標竿。」

圖為主持人邱家宜(左)和政治與社會評論家郭宏治(右)在訪後合影。
跳出既有框架 從時代脈絡理解高希均
接著,主持人邱家宜以郭宏治的幾篇評論為例,邀請他分享對議題的觀察,以及如何找到寫作的切角。談到回顧高希均的文章,郭宏治說,這類寫作近似訃聞(Obituary),必須更謹慎,也要拉開距離,思考「我們要怎麼去定位他」。他說與高希均沒有太多第一手接觸,因此「不能蓋棺論定。」
郭宏治回憶,他的大學時代正逢台灣經濟起飛,經濟和商業知識受到重視,左派思想、依賴理論走進校園。受到這些觀點影響,郭宏治說他的那一代人對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、高希均所倡議的市場經濟論述,「其實帶一些批判的態度,批判多於支持。」
論述高希均帶給台灣的影響,郭宏治選擇從另一個面向切入,「他提倡右派市場經濟,為什麼在當時台灣威權統治下,可以提倡出來,還受到政府支持?」郭宏治分析,當時國民黨政經體制開始鬆動,需要爭取中產階級、民間企業的支持,市場經濟論述也因此有了發揮空間。
郭宏治指出,和傅利曼不同,高希均仍支持對弱勢族群的補貼政策。他認為,這樣的主張是在台灣當時的政經條件下尋找平衡,是回應時代需求。
從顏慧欣事件出發 追問經貿談判團隊的制度問題
顏慧欣逝世引發的討論,郭宏治認為,除了關注個人遭遇,也應進一步檢視台灣經貿談判團隊的制度問題。
郭宏治回憶,自己剛開始跑新聞時,正值中美經貿談判備受關注的年代。他認為,談判品質仰賴整個團隊的專業累積,難以歸結於少數長官的能力或個人成敗。對於顏慧欣事件,他指出,討論不能停留在長官與受害者的關係,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,是我們的經貿談判團隊的結構出了問題。」
因此,他主張釐清談判團隊的定位、權責與資源配置,也要思考幕僚從何而來、如何培訓,以及借調制度是否有完善的規範。對高度倚賴對外經貿的台灣而言,「我們應該要去健全我們的談判團隊」,透過通盤規劃,建立能夠累積專業和經驗的制度。
因應中國跨境鎮壓 社會防禦須深入社區
郭宏治長期關注兩岸和香港議題,近期關心中國跨境鎮壓(Transnational Repression, TNR) 的議題。他說,中國現在利用「保護性管轄」的方式,將法律管轄權往國外延伸。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防止他把手伸到台灣內部,檢視現有法律工具是否足夠,目前分別有《刑法》、《反滲透法》。
郭宏治說,台灣人要知道「中國會利用陸配、利用宮廟系統、利用地方民意代表系統來滲透台灣。」他說可以借鏡澳洲的制度,「澳洲社群反境外干涉工作組(CFI Taskforce)」,專門在社區裡執行宣導、執法的工作。郭宏治認為除了完備的法律工具,也需要建立社會防禦制度,了解中國滲透方法,並且進到社區進行宣導、防治措施。
給執政者的建言 追問分配正義與政策長遠規劃
對於執政者的建言,郭宏治提到AI時代下的諸多課題,但他認為執政者提出許多政策,目標都不盡相同。
郭宏治說,AI逐漸取代部分勞動,「有人說就像是以前古希臘的奴隸、霍格華茲的家務小精靈,就是養一批奴隸幫我們工作。」他進一步追問,當財富的生產與累積方式改變,應如何透過基本收入、向富人課稅等方式重新分配?科技產業持續向前,傳統產業與其他工作者的處境,也需要政府關注。
對於兒少帳戶的構想,郭宏治認為,首先應釐清政策是要處理人口減少,還是回應財富分配,「設定的目標不一樣,要怎麼做就不一樣。」他提醒,政策應考慮長遠,不能只著眼於一次選舉,「不能為了一次選舉騙票。」必須回答兩個問題:「第一,你的目標是什麼?第二,我要怎麼樣讓這個資金可以長長久久?」
南方朔的文化啟蒙 回望《新新聞》創刊往事
郭宏治回憶《新新聞》的前輩南方朔(本名:王杏慶),「南方朔在台灣文化啟蒙上有蠻大的貢獻。」南方朔透過海外友人固定寄來的書籍,翻譯為文章,並在1980年代初引介「民間社會」(Civil Society)的概念,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思考與對抗黨國體制的觀點。到了1990年代,南方朔投心在文化寫作,「每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,他當天晚上就寫出來。」
回望《新新聞》創刊往事,郭宏治說,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,幾位曾在《中國時報》工作的新聞人嗅到社會鬆動的氛圍,開始籌辦《新新聞》。當時南方朔離開《中國時報》後到《前進》雜誌擔任總編輯;江春南以「司馬文武」之名活躍於黨外雜誌;王健壯則準備離開《時報新聞周刊》。
郭宏治說,其中,周天瑞是串起這群人的重要角色。他曾任《中國時報》採訪主任,與幾位《新新聞》創辦人曾經共事過。後來在美國的《美洲中國時報》停刊後,曾留在美國開計程車,從事保險業,後來應老朋友邀請返台辦雜誌。
籌辦過程原有胡鴻仁參與,後來胡鴻仁回到《中國時報》,接著王健壯加入,由周天瑞、王杏慶、江春南與王健壯(四君子)共同開創《新新聞》。郭宏治認為,這群資深政治記者具備採訪經驗,也能取得政府訊息,在主流媒體仍有不少禁忌的年代,以專業與敢言建立讀者信任。
在寫作中持續求知 善用AI更須查證
雖然評論寫作講求時效,郭宏治在講求時效性的評論寫作領域,找到成就感來源,「你可以邊做邊找資料,找的過程中去想問題,就會有成就感。」他提到,「有時候我提出來的東西,做完之前也沒想到。」郭宏治覺得寫作的過程讓自己獲得新知,是他能持續寫下去的動力。
邱家宜與郭宏治也交流媒體人整理資料的方式。邱家宜提到,陳柔縉透過卡片分類,累積台灣庶民生活史的資料;郭宏治則回憶,南方朔整理資料相當有紀律,「每天上班把書桌上的外文報紙、雜誌剪報,拿美工刀割一割,貼在筆記本上。」郭宏治說,「有的記者都習慣到最後一刻寫稿,我也是這樣。」他平時持續閱讀,等到寫稿時,再將相關資料「翻箱倒櫃找出來」。
郭宏治也會使用AI工具協助整理、蒐集資料,但他提醒,AI可能編造內容,或將不相關的訊息放在一起,「我們要去判斷,不能盡信AI。」
回應媒體變局 珍惜記者發問的特權與責任
面對媒體環境變動,郭宏治認為,應先回到新聞工作的功能,「媒體就是提供資訊。」當人們取得資訊的方法改變,媒體也必須調整,「閱聽人獲得資訊的方式改變,我們提供資訊的方式也必須要改變。」他說,使用新聞摘要、時間軸、Podcast和數據新聞,都是接近受眾的方式。他強調,「只要受眾對資訊的需求存在,我們就要想辦法收集、呈現資訊,也會有更好的編輯方式呈現好的資訊。」郭宏治認為,個人能否跟上數位變化,與新聞資訊是否仍被需要,是兩回事。
對於有志投入新聞的年輕人,郭宏治說,「付你錢然後你可以去學習,每天東打聽西打聽。記者比任何人有更多特權可以去問問題。」他認為,不論出於社會正義感、好奇心或求知慾,都應珍惜記者得以走進第一線,接近真相的位置。他提醒,但這份特權也伴隨責任,必須遵守專業規範,告訴自己「你是不是為了你在這個位置上所被賦予的任務來發問的。」
